最近参加第十届青年岩土力学与工程会议，要我做一个在开幕式上的致辞，即以“岩土与青年”为题，作了如下的讲话。
伴随着古老的中国最古老的工程就是岩土工程，其最杰出的领域一是治水，二是制墓，前者如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后者可见秦始皇的骊山大墓。只可惜几千年丰富的岩土实践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学科，浪漫的知识分子只是在“骊山怀古”时从哲学的高度说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在我国的20世纪50~60年代期间，土力学与岩土工程还是一个很稚嫩，很小众的学科。我国土力学的两个奠基人黄文熙和茅以升，他们都是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但又都不是专攻土力学专业的。黄文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拱坝的格栅分析法，茅以升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桥梁桁架的次应力。30年代的美国土力学也还是形成独立学科的萌芽阶段，两位先生都敏感地关注到这一新兴的学科。黄文熙在1937年在中央大学水利系在国内首次开设“土力学”课程和建立土力学实验室；茅以升则是于1938~1941年期间在当时的唐山工学院开设了“土力学”课程。在40年代未到50年代初回国的留学西方的岩土科技人员中，则几乎全是专攻土力学的，如陈梁生教授是哈佛大学卡萨格兰德的博士，属于太沙基的嫡系；卢肇钧先生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专攻土力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国熙先生则是在西北大学专攻土力学。另外，俞调梅教授在40年代从英国归来，陈宗基教授50年代从荷兰归来。
可见在“解放”初期，我国顶尖的土力学专家门的根基是深厚的，基本是美国的流派。但50年代我国基层的土工技术总体上水平不高，技术人员数量也不足。清华大学的1,2,3,4号楼是50年代初按照梁思成的大屋顶风格修建的最壮观的学生宿舍楼，目前开裂严重，最近请我参加研究加固方案。查看了历史资料和新进的勘察的报告，发现这一3~5层的大屋顶楼群基础竟然坐落在一米深的杂填土上，并且只要再加深1~2m就基本落在良好的砂砾石地基上。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在这里住过10余年，由于采光面积小，屋内总很是阴暗，所以建议学校修缮处干脆拆了重建，答曰：这属于北京市早期建筑，拆不得。
针对这种情况，1953年当时的土木工程学会在北京成立了“土工组”，以茅以升为组长，陈梁生为副组长，举办了一系列专题报告会和培训性质的讲座会。53~54年期间在北京共召开专题报告会58次，举办了讲座21场，培养和提升了我国早期的岩土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很多都成了建国后大规模基本建设中的骨干。
随后我国是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在生物学方面将米邱林和李森科的条件决定学说奉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摩根的遗传学说为资本主义唯心论，凡是不同意见都是反动的，被打压或流放。在土力学领域则是信奉崔托维奇的《土壤力学》，本科教材也是以其为准。此书中全面排斥与回避西方在土力学方面的成果，不讲“有效应力原理”，而注重于力学的推演。当时黄文熙先生讲过不能全学苏联，也应学习西方的土力学，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国第二代土力学专家有相当一批是留苏的“副博士”，苏联土力学在一些方面，如极限平衡和极限分析方面还是很有水平的。在58年“大跃进”期间，“大放卫星”，建造了8、9万座土坝，很多没有技术人员参与，不加碾压，完全是人海战术的堆土。甚至不如史前的工程，六千年前的半坡村遗址处，还发现有夯实土的痕迹。
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岩土工程可谓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工程的深度、高度与广度在国际上可以不谦虚地讲是领先的。赶上这样的时代，这一代岩土工程技术人员是幸运的。在1985年在湖北的老河口市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岩土会议“土的抗剪强度与本构关系学术会议”。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也是三代岩土科技人员发生碰撞的一次会面。老一代的专家如黄文熙、卢肇钧、俞调梅、郑大同、陈仲颐等为70岁左右，中年的一代如包承纲、郑颖人、濮家骝、侯学渊、谢定义、刘祖德等在50岁上下。而一批刚出栏的20多岁的硕士们也崭露头角。在白天的讲坛上这些青年们还没有足够展示的机会，于是就推我为“坛主”，在晚上举办“青年岩土论坛”。我当时是岩土工程第一批博士，在不老不小之间的40出头，以国家级标准论尚可忝列为“青年”。论坛的主调是对土力学学科的批判，提议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数字化来替代老迈年高的土力学专家们的经验。
消息很快传到老先生们的耳中，于是第二天就把我传去，我汇报了青年们的主张。老先生们似乎有些担心与忧虑，记得很清楚的是陈仲颐先生说：土工问题就像中医看病，是一个综合判断的问题。这些初生牛犊们在当时充满朝气和神气，估计经历30多年的历练现在应当对此有所体会吧。但是用大数据、案例库、信息共享等加速经验与信息的积累，提高我们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还应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我国的60后知识分子是幸运的一代，随着90年代“文革”前的大批科技人员的退休潮，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片广袤的人才断层，也留下一个开阔的舞台等他们出台。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岩土工程热火朝天地开展，科技人员供不应求。这些人一部分在国内获得硕士学位后出国深造，其中一些人留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一些人在国外转了十余年后，又在国内各高校教师紧缺时刻回国了，很快晋升为教师、xx学者，捷足者甚至成为院士；还有一部分人毕业后就任职于工程技术部门，很快成为院长、总工，后来成为董事长。
这一代人在岩土科技界形成厚重的覆盖层，以我系为例，自21世纪之初到现在，十余年只有一个教授退休，目前讲师已经灭绝，副教授也成为稀有动物。在新旧世纪之交，一些工程院所可以十年不进新人而照常运转。有一个勘察院的老总在90年代年年求我推荐几个硕士、博士去他那里，我讲人家都出国了，哪有人愿意到工程部门。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加之国内经济和科技人员收入提高，毕业生就业变得困难了。我校一些硕士、博士到那个勘察院求职，居然门槛提高了。我在推荐信里感叹曰“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样在高校、科研部门和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形成了人员年龄段相近而凝滞固化的状态，少量70后尚有冒头的机会，而在80后上面形成的覆盖层，使他们即使就职了也很难出头——甚至室主任这样的岗位都占满了。目前，大批60后也已经接近于退休的年龄，使广大的80、90后们在深厚的覆盖层下终于见到了些许光亮。这种由于政治运动而形成的科技人员台阶式的不连续级配和断层，对于我国的各领域与学科都是非常不利的。
岩与土是人类最古老的朋友，岩土工程可能是人类进行的最古老的工程。而土力学却不可思议地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基于学科的特点，一个合格的岩土工程师需要相当的经验和岁月的积累，像数学、信息、生物和材料学科那样少年得志，频现神童是不可能的。易传中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地，亦即岩与土。所以岩土工作者应是质朴、厚重，有担当的。青年岩土科技人员应不怯于艰苦的工程实践，应不吝于思考与探索，在这门古老的行业中作出全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