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上午，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78个项目和7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3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7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3项；授予5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共有113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三大奖通用项目185项，占通用项目总数的82.6%，连续4年占比超七成。这充分显示了高校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是咱们教育领域的骄傲！
今天，中国教育报为此推出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听几个教育领域获奖者的故事吧。一起讲给孩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巨星！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刘永坦：为祖国海疆打造“火眼金睛”
刘永坦
●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
●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了技术手段
●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40年坚守，带出一支“雷达铁军”……他就是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刘永坦。1月8日，刘永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章、证书。
刘永坦带领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究竟新在哪儿？他告诉记者，这款雷达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远程预警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这个“新”字，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40年。
给海疆装上“千里眼”：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
严冬时节的山东威海，寒风萧瑟。刘永坦带领团队成员一同检查正在调试的新体制雷达设备，面前是一个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雷达天线阵，天线阵外就是波浪翻滚的大海。此时，年过八旬的刘永坦精神矍铄，满眼欣喜。
如果说雷达是“千里眼”，那么新体制雷达就是练就了“火眼金睛”的“千里眼”，被称为“21世纪的雷达”。它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发展趋势，更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早在1991年，经过10年科研，刘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那时，身边很多人劝他“功成名就、见好就收”，但刘永坦却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科研成果如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一定要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
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域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
“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干扰是最大的难题。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他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于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它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域可监控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国防才能更安全。
“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他40年坚守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
1936年12月，刘永坦出生在南京。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武汉、宜昌、重庆……刘永坦回忆说，他的童年被颠沛流离的逃难所充斥，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
“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愿，更代表着国人对国家的期许。刘永坦坚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最朴素的愿望。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大三时，他作为预备师资到清华大学进修，开始接触无线电技术，返回哈工大后组建了无线电工程系。
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刘永坦作为国家外派留学生，到英国深造。“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踏出国门的一刻，他发誓要做出一番名堂。
在导师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谢尔曼的指导下，刘永坦参与了一项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项目，并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正是这次科研，让刘永坦与雷达结缘。
“雷达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决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1981年秋，毅然回国的刘永坦带回了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刘永坦说，在国外，无论做多少工作，取得多大成就，都是给别人干活。只有回到祖国，才是真正的归属。
然而，要建新体制雷达，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异想天开。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李绍滨介绍，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此进行过突击性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成果。
面对重重质疑，刘永坦始终坚信：新体制雷达一定能做出来，只是时间和实践的问题。
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刘永坦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得到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认可。
“没有谁会告诉你关键技术，只有咬牙向前走，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从此开始，刘永坦立志要向国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把“冷板凳”坐热：他带领团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
“这件事可能要干一辈子，不光我自己，要集结全系的力量，甚至更多的力量。”刘永坦说，相对于一些短平快的科研项目，新体制雷达是个十足的“冷板凳”。
团队骨干许荣庆、张宁、邓维波等人都说，刘老师是学术上的干将，更是团队里的帅才，他懂得如何调动大家一起攻关。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诸多设备，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
“不能给科研留死角。”刘永坦就率领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团队所有成员都流泪了，是成功后的狂喜，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
40年里，刘永坦的团队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成为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
“围绕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刘永坦一干就是40年。不以困难为断点，不以成就为终点，这种科研精神对后辈来说是激励，更是向导。”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说。
刚领完奖，这位“80后”老院士又许下了新的愿望，继续带领团队向小型化雷达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功能性能更优，更好保卫祖国海疆。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钱七虎：铸就共和国“地下钢铁长城”
钱七虎（中）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内交流（2018年12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
●引领防护工程科技创新，为国家铸就固若金汤的“地下钢铁长城”
●为岩石力学的发展和中国在该领域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作出了突出贡献
炮弹、炸弹、导弹、核弹……当和平破灭，哪一种会成为对手先发制人的邪恶之矛？
坑道、防空洞、地下工程……当战争来临，哪里才能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之盾？
曾赴海外刻苦求学，曾赴核爆中心现场试验，曾赴千米地下深入研究……他用毕生精力成就一项事业，解决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和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建立起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创立了防护工程学科，引领着防护工程科技创新，为我国铸就固若金汤的“地下钢铁长城”。
他，就是战略科学家钱七虎——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
矢志报效国家，他让钻地弹遭遇钻地难
今年82岁的钱七虎历经磨难。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他的家乡江苏昆山饱受战乱困扰，人民流离失所。那一年，母亲在逃难途中生下他。
钱七虎在苦难中艰难成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依靠政府的助学金，顺利完成中学学业。他成绩优异，成绩单被当作慰问品送给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让钱七虎报效国家的感情日益强烈。
1954年，钱七虎成为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后选拔保送的第三期学生。毕业时，他成为全年级唯一一个全优毕业生。1965年，钱七虎在获得副博士学位后，从苏联留学归国。此后，防护工程成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就像两个武士格斗，一人拿矛、一人持盾，拼的是矛利盾坚。我的使命就是为国铸造最强盾牌。”钱七虎这样描述他挚爱的防护工程事业，“防护工程是地下钢铁长城，也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敌人先打了我们，我们要保存力量进行反击，靠什么？靠防护工程。”钱七虎归国后有一段时期，我国面临严峻的核武器威胁。他在核空爆防护工程理论与设计方法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研制出国内第一套核爆炸压力模拟装置，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飞机洞库防护门，相关成果被编入国家规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弹，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力让人不寒而栗。为此，钱七虎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选址、安全埋深、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抗爆结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有人曾在某地下防护工程内当面表达对钻地弹的担忧，钱七虎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的防护工程不仅能防当代的，也能防未来可能的敌战略武器打击，什么钻地弹来了都不怕。”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豪气，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急国家之所需，他在炮台山创造世界爆破史上新纪录
钱七虎一生获奖无数，其中一项格外特别：2010年，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他“南京长江隧道工程建设一等功臣”。
非常之奖，缘于非常之功。
21世纪初，钱七虎建议在长江上修建越江隧道。后来，南京长江隧道工程上马。这个工程是当时已建隧道中地质条件最复杂、技术难题最多和施工风险最大的，人称“万里长江第一隧”。
而专家委员会主任的重担，众望所归地落在钱七虎肩上。
设计单位提出采用“沉管法”的建设方案。但钱七虎调查发现，南京所在长江段泥沙含量减少，江底冲刷大于淤积，“沉管法”存在较大隐患。由他提议并经反复论证，盾构机开掘成为最终建设方案。
后来，钱七虎又攻克盾构机突发故障停工等一系列重大难题。2010年5月，南京长江隧道全线通车运营。当年，这项工程获鲁班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10多个奖项。
科技强军，为国铸盾。钱七虎始终放眼国际前沿，急国家之所需，制定我国首部城市人防工程防护标准，提出并实现全国各地地铁建设兼顾人防要求；组织编制全国20多个重点设防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参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的战略咨询，提出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盾构机国产化等战略建议，多次赴现场解决关键性难题。
早在1992年，珠海机场扩建迫在眉睫，却被炮台山拦住去路。炸掉它，是最佳方案。
消息一出，咨询者一拨接一拨地涌入珠海，却又一拨接一拨都走了。这次爆破的难度实在太大：爆破总方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破成功；一半的土石方要被定向爆破抛入大海，另一半要松动破碎；必须确保1000米内两处村庄的安全……
一筹莫展之际，钱七虎带领团队七赴珠海，反复试验，最终设计出科学可靠的爆破方案。那一年的12月28日，1.2万吨炸药在38秒内分33批精确起爆。
直到今天，被称为“亚洲第一爆”的炮台山爆破，仍保持世界最大爆炸当量的爆破纪录。
引领学科发展，他把中国智慧变成世界潮流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有一种学科叫作岩石力学。那是力学的一个分支，旨在研究岩石在不同物理环境的力场中产生的各种力学效应。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就已经开展深部岩石力学研究，中国的研究晚了近10年。中国这项研究的引领者正是钱七虎。
作为后来者，钱七虎带领团队奋起直追。他一次次深入地下1000多米，在气温近40摄氏度的湿热环境中实地考察，获取大量一手数据。
钱七虎成功研制我国首套爆炸压力模拟器、首台深部岩体加卸荷实验装置，提出16项关键技术方案，解决困扰世界岩体力学界多年的数十项技术难题。他还出版和发表了《岩土中的冲击爆炸效应》等多部专著和论文，形成国际领先水平的深部岩石非线性力学理论体系。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帕林称赞这些成果“具有创造性”。美国工程院院士费尔赫斯特表示：“这是中国同行在发展岩石力学所起重大作用中一个令人钦佩的范例。”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授予钱七虎“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会士”这一学会最高荣誉。
在钱七虎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学者在岩石力学领域的研究动向和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2009年，钱七虎主动放弃被提名竞选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机会，大力推荐中国年轻学者冯夏庭，最终使他成为第一个担任学会主席的中国专家。
对于钱七虎及其他中国同行对岩石力学的贡献，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前主席汉德森评价说，无论是理论岩石力学，还是地面、地下岩石工程方面，中国都正在引领全世界。
走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钱七虎又踏上新征程。“川藏铁路即将全面开建，大量高难度的工程、岩石力学难题需要攻克，我有责任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 薛其 坤团队：在中国实验室里做出“诺奖级成果”
薛其坤（右三）和团队成员在一起。清华大学供图
1月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走上主席台，接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获奖证书，他和团队的获奖项目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此时，距2013年他们首次将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成果发布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已过去近6年时间。
什么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薛其坤形象地说，该发现可以改变电子的运动轨迹，使其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有序。这项研究成果将会推动新一代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元器件发展，解决电脑发热、能量耗损等问题。对普通人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有可能摆脱手机或电脑发热、耗电快、运行慢等困扰。
量子霍尔效应是现代物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其相关的研究发现曾4次摘得诺贝尔奖。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由于其存在不需要外加磁场，所以比此前发现的量子霍尔效应在应用方面要方便得多。在实验中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长期以来科学界关注的焦点。
突破的契机出现于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领导的团队成功预言了一类名为“拓扑绝缘体”的材料，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内部绝缘，表面却可以导电。2008年，张首晟团队又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所的合作伙伴们一起提出了在拓扑绝缘体中引入磁性，将有可能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理论。
2008年10月，薛其坤在一次课题组汇报中听博士生李耀义介绍了拓扑绝缘体的概念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与学生们进一步讨论后，一直从事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研究的薛其坤，决定进行拓扑绝缘体研究，通过实验来验证假说。
经过一系列努力，薛其坤团队抓住拓扑绝缘体这个新领域的契机，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拓扑绝缘体薄膜的生长动力学机制，并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揭示出拓扑绝缘体表面态的拓扑保护性和朗道量子化独特性质。
“这是关键的一步，迈出了这一步，后面的工作才能顺利展开。可以说从建立这类材料的生长动力学这一天起，我们就奠定了在这项研究中的领先地位。”薛其坤解释道。
紧接着，薛其坤领导的实验团队对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进行攻关，研究不断取得阶段性进展：
——2010年，完成对1纳米到6纳米（头发丝粗细的万分之一）厚度薄膜的生长和输运测量，得到系统的结果，从而使准二维拓扑绝缘体的制备和输运测量成为可能；
——2011年，实现对拓扑绝缘体能带结构的精密调控，使其成为真正的绝缘体，去除了体内电子对输运性质的影响；
——2011年底，在准二维、体绝缘的拓扑绝缘体中实现了自发长程铁磁性，并利用外加栅极电压对其电子结构进行原位精密调控。
然而，此后的研究工作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突破来自一次偶然的尝试。2012年10月12日晚，研究团队在实验室做实验时有了非比寻常的发现。
薛其坤形容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兴奋和担心交织，“全世界很多顶尖实验室都在攻克这个实验，我们不知道谁在做，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做出来”。但很快，他就冷静下来，“这些年大家的努力奋斗一定会有回报，天道酬勤”。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他们在紧张焦灼中共同奋战，进一步提高样品质量，并与中科院物理所吕力研究组通力合作，对样品进行了30毫开温度下的极低温输运测量。终于，在12月8日，团队观测到了完美的量子化平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发现了！
在完成实验测量，获得最终数据的那天，薛其坤特意带了两瓶香槟酒和团队成员庆祝。
2013年3月，成果顺利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兴奋地表示：“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结果刚发现时，国际上曾出现过一些质疑声。“但我们很自信，我们有深厚的积累和过硬的实验技术，学生也都经过严谨的训练，我们的每个数据都是可重复的。”薛其坤说。
这是一段没有跑道的科学长跑。2014年至2016年，东京大学、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先后重复验证了这一发现，不同领域的权威学者均将这一发现作为学术引用。瑞典皇家科学院编写的《2016年诺贝尔物理奖科学背景介绍》中，将此发现列为拓扑物质领域代表性的实验突破，成果得到了权威评价机构认可。
而后，薛其坤和团队不断地赢得鲜花和掌声：2014年，薛其坤荣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16年，他获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2018年，获得国际上一项纳米科学成就奖。团队成员马旭村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王亚愚获中国物理学会“黄昆物理奖”，何珂获日本“仁科芳雄亚洲奖”……
多年的科研经历令薛其坤深谙科学发现的“秘诀”。他一再叮嘱学生，不要紧盯今天发篇好文章、明天找份好工作，而要真正把某个感兴趣的科学命题搞清楚，完成从科研执行者到指挥策划者的“蜕变”。
如今的薛其坤，依然和团队一起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他们都期待能发现更多有趣的量子物态和量子效应。
因为，在薛其坤的内心始终有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他希望，在这条“跑道”上未来能有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不断地从他们手中接过“奔跑”的接力棒。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 梅宏团 队：黑盒式”互操作技术连接信息孤岛
梅宏（左二）和团队成员在一起。北京大学供图
在这个时代，数据资源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能否对数据资源进行深度融合应用充分发挥其价值，是涉及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2019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梅宏作为团队代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了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证书，他和研究团队对数据资源进行深度融合应用的梦想也正一步步走进现实。
以梅宏团队为研究主力，北京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研发的“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改变了传统“白盒”互操作技术思路，提出颠覆式的数据互操作技术途径——“黑盒”思路，通过揭示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云—端融合特性的计算反射机理，发明了通过系统客户端外部监测与控制实现业务数据和功能高效互操作的整套技术及平台，突破了信息孤岛业务数据和功能与第三方系统高效互操作这一制约大数据价值链上下游的“卡脖子”技术，使信息孤岛开放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网络时代更是如此。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尽管信息技术一日千里，网络上却存在着大量数据无法共享流通、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相互脱节的信息孤岛。
每座信息孤岛都是一座宝藏，其中蕴藏的海量数据有着极大的利用价值。中国虽然拥有占据全球14%的数据量，但数据的利用率却不足0.4%，大量数据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其业务数据和功能与第三方系统的高效互操作，已成为大数据发展的重大需求，也是公认的世界级挑战。
事实上，对于互操作的研究已开展多年。传统互操作技术采用“白盒”思路，需要在全面了解信息孤岛内部实现细节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用修地铁挖隧道打比方，“白盒”思路是把地铁沿线道路全部“打开”，做“明挖”，效率低、成本高、风险难控。因此，各国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求互操作技术的突破。
梅宏和同事黄罡教授、张颖副研究员、刘譞哲副教授、郭耀教授、熊英飞副教授组成的核心研究团队，基于10余年系统软件研究，发现了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云—端融合特性的反射回路，发明了“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科研团队颠覆传统“白盒”路线，将信息系统视为“黑盒”，通过对系统客户端的外部监测与控制来实现系统业务数据和功能的高效互操作，消除了系统源码、数据库表、后台权限、原开发团队等“白盒”依赖，从而将信息孤岛开放效率平均提升两个数量级。类比挖隧道用盾构机来替换传统开路挖地一样，这项“黑盒式”互操作技术就像盾构机，在获得用户授权后，就可以构造出连通不同系统的数据管道。如同水在水管、燃气在燃气管流动一样，各个系统的数据就在这些对应的数据管道中有序流动，实现了高效的互操作。
项目研发的支持云—端融合系统高效互操作的“燕云”平台系统，与神州数码、联想、科大讯飞、阿里云等企业联合推出的多种产品和解决方案，有效支持了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国家安全领域数据互通、国防领域系统集成等一系列国家重大任务，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如今这项技术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发展的关键技术。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1月，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燕云”系统入选大会评出的15项年度代表性领先科技成果。
“计算机作为一门技术学科，需要紧密结合实际的应用需求，从杨芙清老师创建北大软件团队起，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做有用的研究，是我们团队始终坚持的科研指导思想。”梅宏如是说。1992年，梅宏来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计算机软件科学家杨芙清院士进行博士后研究。2007年，依托北京大学建设的“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批建立，梅宏担任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成立的第二年，他带领的团队便以“新型构件化应用服务器PKUAS的研发”荣获200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1年，实验室在教育部评估中被评为信息科学领域优秀重点实验室。
2011年12月9日，当48岁的梅宏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见证了信息技术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他，仍能清晰记起40年前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作的《科学的春天》讲话和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他的触动，深切地感受到那句“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带给他的激励。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精心谋划下，中国科技创新正在不断取得重大成绩，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备受激励和鼓舞。梅宏正和他的团队一起，不忘初心，继续砥砺前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获得者 清华大学团队：结构有形 梦想无限
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清华大学工程结构创新团队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奖。
“没有传承就不会有创新，没有积累就不会有突破，没有新生力量就不会有源源动力，我们团队的科研成果也是得益于前人的工作基础、国家土木工程建设大发展的机遇，以及国内同行的大力支持。”团队带头人、清华大学教授聂建国院士说。
2000年，清华大学在土木工程系和水利水电工程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土木水利学院，并整合结构工程研究所、岩土工程研究所、防灾减灾工程研究所等相关科研力量，组建了工程结构技术攻坚团队，旨在打造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平台，进一步服务国家建设的重大需求。清华大学工程结构创新团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并成长起来的。
“结构有形，梦想无限”，对创新团队来说，他们对于结构更适用、更安全、更经济、更耐久、更美观的追求，都将随着一次次技术创新和一项项工程实践，融入到国家建设中。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聂建国就已经开始了对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研究。“那时候组合结构并不是热门方向，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都很少。”面对质疑，聂建国坚持自己的选择，并始终以此作为自己的科研主攻方向。
正如聂建国当年所预见的，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大跨重载结构产生了巨大需求。传统的大跨重载混凝土结构自重大、截面尺寸大、构造复杂、施工困难，而传统的大跨重载钢结构截面高度大、使用空间受限、用钢量大、造价高，作为对这两类传统结构形式的重要补充，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可为解决这些传统大跨重载结构的问题和弥补其不足提供新的选择。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发挥钢材和混凝土各自的特点，扬长避短，实现‘1+1>2’的效果，但如何通过不同材料以及不同构件之间的优化组合，尽可能地实现‘材尽其能’，成为团队成员不断探索的核心问题。”聂建国说。
聂建国带领团队在研究组合结构的新体系和新技术、基本性能、设计计算理论和设计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解决了长期制约组合结构体系发展的“连接”与“抗裂”两大瓶颈难题，有力促进了组合结构从构件层次向体系层次的提升。
据统计，仅北京就有300余座桥梁采用了聂建国团队研发的叠合板组合桥梁成果，他们还有多项成果被广泛应用到各地的工程实践中，解决了许多大型复杂工程结构中的关键技术难题，为国家战略性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安全保障，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3年，团队摘得2012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在聂建国看来，优秀科研成果的取得与优秀的科研团队密不可分。“要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人’，‘为人’才能更好地‘为学’。”聂建国说。
好机制建立起来了，成果便水到渠成。就在创新团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第二年，以团队成员张建民教授为第一完成人的“大型结构与土体接触面力学试验系统研制及应用”项目又摘得201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聂建国与张建民，是创新团队中的两位学术带头人。经过长期的努力，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断创新、不断交叉融合，促进了整个团队的不断发展。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张建民和同事们就从设备研制、试验分析、理论探究和工程应用入手，针对结构与土体接触面力学问题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建立了结构与土体接触面静动力学理论及测评技术，部分成果不仅被用到多部设计规范标准中，也被直接应用到地铁车站、区间隧道抗震设计、国内外港口码头等设计中。除了为结构与土体系统的一体化设计提供了基础性测评理论及技术平台，这些成果还使接触面力学行为的测试与评价实现了科学化、合理化、精细化，被专家鉴定为“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创新团队针对结构与土体协同工作系统抗震问题所具有的“多尺度、非线性、真三维、大系统”特征，通过长期的系列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多层次结构与土体一体化设计理论、方法及技术体系，提出了非极限状态地震土压力、土体三地震变形等问题的实用预测方法。
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创新团队主持研编了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地下结构抗震设计的国家标准《地下结构抗震设计标准》，改变了我国在抗震地区建设地下结构无统一标准可依的状态，有力促进了地下结构抗震设计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自2000年成立以来，创新团队始终坚持“顶天、立地、树人”的发展目标，针对结构与土体一体化设计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难题，取得了高性能工程结构系列新体系、结构与土体一体化设计新理论、结构与土体协同工作系统精准模拟新技术三项标志性创新成果。成果直接应用于建筑、桥梁、高坝、国防、海洋等多个领域的320余项大型复杂工程，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20项，被40余部设计规范规程采纳，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对提升我国工程结构设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龚晓 南团队：为复合地基处理开出良方
广佛高速，我国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是广州到佛山的陆运大通道。
不承想，因为车流量实在太大，原有的四车道在运行仅8年后，就无法满足运力。拓宽公路，第一步就是新旧地基的融合及处理。
这个卡脖子难题最终被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晓南及其团队创建的地基处理“良方”——复合地基处理技术所攻克。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龚晓南及其团队历时30年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复合地基新技术的发展和在各工程建设领域的广泛应用。
一个定义打开研究死结
我国地域辽阔，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改革开放以来，工程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因而在具体建设中，遇到越来越多的软弱地基或不良地基问题。
传统地基处理方法难以满足高承载力与稳定性和快速的地基处理要求，而桩基础的承载力高、沉降小，但造价高，难以在大面积地基处理中使用。
有没有价廉物美的地基处理方法呢？1990年，龚晓南通过荷载传递机理分析，首次总结出复合地基的本质是在荷载的作用下，桩和桩间土能够共同直接承担上部荷载，这也是复合地基与浅基础和桩基础之间的主要区别。
1992年，龚晓南出版复合地基领域第一部专著，正式提出复合地基的科学定义——天然地基在地基处理过程中部分土体得到增强，或被置换，或在天然地基中设置加筋材料，加固区是由基体和增强体两部分组成的人工地基。
龚晓南对复合地基的定义、形成条件和分类作了明确的规定，揭示了复合地基的荷载传递机理和位移场特性，提出了承载力和沉降分析理论，创建了复合地基理论体系，为复合地基的工程设计和应用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被誉为我国复合地基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一个工程，一个“方子”
从1990年到本世纪初的10多年里，复合地基的理论和技术随着研究不断深化。这个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让建设方看到了复合地基的显著优点，复合地基的应用从最初的建筑工程慢慢拓展到了公路、铁路建设。但是单纯的“复制粘贴”，直接把建筑中复合地基的计算方法应用到路堤工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安全事故。
问题症结在哪里？团队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了基础刚度对复合地基工作性状的影响机理，建立了路堤下复合地基计算分析理论，成功将复合地基应用从建筑工程拓宽到公路、铁路等领域，可以说龚晓南的研究引领了整个行业发展。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大动脉，杭宁高速公路浙江段于2000年建造，跨越杭嘉湖平原，大部分地区为河相、湖相沉积，软土分布范围广，软土层厚度变化大。龚晓南带着团队成员现场设计、实施、检测与科研，将原来涵洞和通道堆载预压法处理改用低强度混凝土桩复合地基处理，比原设计的塑料排水板堆载预压处理方案的工期缩短了一年左右，而且不需要进行二次开挖。
为了能让复合地基理论及关键技术更方便地应用于各类工程，龚晓南团队建立了复合地基设计方法和技术标准，形成了复合地基工程应用体系，主编了复合地基领域第一部国家标准《复合地基技术规范》及其他主要规范，为复合地基设计、施工和检测提供了全面的依据和支撑。
30年如一日为工程服务
龚晓南是浙江省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也是中国岩土工程界培养的第一位博士。1986年，他前往德国Karlsruhe大学土力学与地下工程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1988年回国。
当看到国家建设急需发展高效、经济和快速的地基处理新技术时，回国后的龚晓南就将研究重点转到了复合地基，一头扎了进去。30年来，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中凝练问题，理论再研究，这段路重复了无数次。
30年来，龚晓南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成果改写了教科书，使复合地基成为与浅基础、桩基础并列的土木工程三种主要地基基础形式之一，并成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与教学的重要内容、各种基础类设计手册和指南的重要章节，为行业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到这次获奖，龚晓南表示，团队围绕复合地基已经开展了30年的研究和实践。这次获奖，浙大方面的老师虽然只有3个人，但这26位博士、28位硕士，还有龚晓南的老师和同事都有贡献。“我们三个只是代表，功劳是属于整个大团队的”。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李 路明团队：小小脑起搏器施展治疗“大魔法”
一位帕金森病晚期患者，在植入脑起搏器后，只要打开遥控开关，身体立刻停止震颤并能够自如行走。这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李路明团队“脑起搏器关键技术、系统与临床应用”项目为患者实现的治疗“魔法”。
经过18年不懈努力，李路明团队自主突破核心技术，打破美国独家垄断，开创了我国有源植入医疗器械超越进口的先河。
绘制有源植入医疗器械新格局
脑起搏器是脑深部电刺激疗法的俗称，这种直接作用于神经中枢的人工装置，成为帕金森病药物“蜜月期”结束后首选的治疗方法。然而多年来，脑起搏器由美国一家公司垄断，成为临床上价格昂贵的耗材之一，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在近10年的研发攻关后，2009年11月，首例清华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临床试验手术成功完成。
这枚重量仅为37克的脑起搏器，由58种加工方法、182套制造模具、406个工艺包、891套工装卡具、1821种物料器件和3000份以上控制文件凝结而成，在近乎“一张白纸”状态的有源植入医疗器械领域开拓了“中国制造”的版图。
作为一名航天航空学院的教授，李路明将研究方向定位于脑起搏器的研发和应用，还颇有点“受人之托”的意味。
2000年，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天坛医院的学科交流中，北京天坛医院的王忠诚院士向李路明提出了研发倡议，希望研究有重大临床、经济和科学价值的脑起搏器。以临床需求为契机，李路明一直以来对医学的研究兴趣被再次点燃：“我本身的专业与航天医疗装备相关，也一直想做能切实解决人类需求问题的科研，加之身边亲人的身体状况，没有不挑战的理由。”
在“一穷二白”的领域解决世界性难题
脑起搏器的电极需长期植入大脑深部，并接受植入于胸前皮下的脉冲发生器输出的脉冲电流对大脑进行持续刺激，这对植入系统提出了苛刻的安全、可靠和稳定性要求。而国外技术垄断加之我国高端医疗产业基础薄弱的制约，使这一任务难上加难。
十几年过去，团队的成绩单里写下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突破，针对临床中面对的世界性技术难题，为患者提供“稳步态、零灼伤、无断裂、异地程控”的清华脑起搏器。
除了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外，李路明团队还希望进一步打造清华脑起搏器的“患者友好性”。李路明介绍说，面对协调充电速率和安全的世界难题，团队发明了分形涡流抑制、双闭环控制等技术，和国外的技术相比，团队产品充电效率提高了3.8倍，目前安全充电20万次以上，并在全球首次实现脑起搏器10年以上的质保寿命。
李路明团队建立了远程程控体系，实现异地的远程程控，将术后返诊经济负担减少90%以上，进而以该技术为核心建立了分级诊疗体系，促进帕金森病的规范化治疗。
远程程控技术已成为中国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术后程控专家共识，累计程控患者超过3000人次，并实现了对新加坡、西班牙等地患者的跨国程控。
在更有挑战的平台上扩展价值
面向临床需求开展旨在走出实验室的科学研究，面对病人提供不容出错的解决方案，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初始成员大多为工科出身的团队，为了弥补临床方面的欠缺，李路明团队主动与要求最严格的医院及医生合作，并多次到现场观摩手术。李路明还记得，研发的老师们在医院共同参加第一例患者植入后的开机程控，当随着刺激电压的缓缓提升，患者震颤的手臂蓦然静止下来时，大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博士后加福民2010年就加入团队，从接触临床试验的第4例患者开始，深切体验了“顶天立地”的研究必须要面临的挑战。
如何“撑过去”？当时还是一名博士生的加福民与李路明谈过心，得到过鞭策，但更重要的，还是看到患者明显改善的信心和成就感。
如今，李路明领导的脑调控创新团队有近30名师生，大部分成员均为国内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拥有航天、生物医学、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等不同学科背景。
脑起搏器到现在已经可以用来治疗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强迫症、癫痫等一系列疾病，而全世界范围内更是有脑起搏器针对39种病的400多个临床试验在开展，脑起搏器未来的发展和应用前景广阔。“我们始终对科学怀有敬畏之心，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期待通过我们自己的工作，将脑起搏器打造成一个大脑疾病研究的利器，同时可以解决更多的临床问题，为相关疾病的患者造福。”李路明说。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施斌团队：搭建敏感强健的“大地感知神经”
一根头发丝粗细的光纤，根据不同地质环境和多场监测要求，穿上各种“定制”的外衣，变成敏感强健的“大地感知神经”，使得大地一有灾害异动，远在千里之外的监测系统就能立刻发现目标、精准预警。
这是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斌团队历经20年攻关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设备，创造性地建立了地质工程分布式光纤监测技术体系，是一项引领国际科技前沿的重要成果。
打破技术封锁，开拓新领域
中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十分严重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各类自然和工程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元。传统的点式、电测类监测技术和手段难以满足防灾减灾需求，给灾害的预警预报和防治带来巨大的挑战。
1998年，施斌从美国访学归国。这一年恰逢长江特大洪水，他随一个专家团对长江堤防进行沿途考察。当来到最危险的荆江大堤考察时，施斌看到几百号人手牵手在农田里寻找管涌灾害点，感到心情十分沉重：都快21世纪了，我们的灾点搜寻还在依靠人海战术这种十分落后的方式！
他从考察团里了解到，国际上正在探索研发一种分布式光纤测量技术，能够长距离、分布式监测被测物的形变和温度等物理指标。得知这一消息后，施斌当时十分兴奋，因为这一技术十分适合像堤防这样的地质工程灾害监测。
从实验室建设到研发设备购买，从理论模型的建立到试验模型的创立，从一次次的试验失败到一个个理论和技术问题的突破，从强强合作到技术体系的形成……“凿空之旅”，个中艰辛可想而知。
经过数年的攻关，项目合作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1研究所，终于打破国外技术上的封锁，研制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化分布式光纤应变单端解调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引领前沿技术，走向光感时代
1979年，施斌考进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即现在的地球科学系）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与纯理论的基础研究相比，我更喜欢应用基础研究，因为这样能更快、更直接地报效社会，这也是我们那个时代一大批年轻人的想法。”施斌说。
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和信念，20年来，施斌带领团队取得了10余个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的突破，引领着地质工程监测技术从点式走向分布式，从电测时代走向了光感时代。
这些突破性的成果也被施斌形象地比喻为“神经”“大脑”和“身体”：
坚韧而敏感的“神经”——提出了纤—土耦合时效判据，创制出了30余种适用于不同地质工程条件监测的传感光缆；研制出了米级量程的大变形场和厘米级空间分辨率的温度场传感光缆、可加热的水分场监测复合传感光缆等；
精准而智能的“大脑”——发明了能量分布的布里渊谱识别及BOTDR空间分辨率提升方法等，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化分布式光纤应变单端解调设备；
强健而高效的“身体”——创建了边坡、地面沉降、桩基、隧道等多场分布式光纤监测系统，使得监测精度大大提高，监测成本大大降低。
“将光纤变成连接人类与大地之间的‘神经’，让我们能够感知大地，减轻各类地质与岩土工程灾害，造福祖国和人类，这是我毕生的追求。”施斌说。
对接国家需求，形成产业链
刚开始的10年，是基础研究阶段。施斌团队主要开展理论和室内外试验研究。到了2009年，研究成果开始走向产业化。
施斌来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在学校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由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术研究院、苏州市基础工程分布式传感监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和苏州南智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产学研平台。“这一阶段是该成果形成过程中最具挑战、最为艰辛、最能考验信心、决心、毅力和胆略的生死关键阶段，团队在产学研机制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并取得了成效。”施斌说。
目前项目成果有40余种产品推向了国内外市场，并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地面沉降区、南水北调等300余个项目中得到应用，相关技术产品已出口到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节省部分工程监测费用70%—80%，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施闯团 队：用好“北斗” 定位中国
对开车的人来说，“GPS已定位”是最熟悉不过的声音了，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GPS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当前世界各国都积极发展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如俄罗斯的GLONASS，欧盟的GALILEO等，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北斗”。
事实上，早在2012年，我国就已建成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作为国家时空信息重大基础设施，北斗系统的应用推广是国家战略。交通运输行业对卫星导航需求量大、性能要求高，建立基于北斗的高性能卫星导航位置服务系统意义重大、需求迫切。
“高精度位置信息是国家重要的资源，必须自主可控。”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高精度位置网及其在交通领域的重大应用”项目团队负责人施闯说。为此，由国家提前布局，在国家863计划、北斗导航重大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下，来自产学研用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历时13年联合攻关，重点突破了稳、准、快的北斗位置服务核心关键技术。
项目的主要创新点有哪些？施闯介绍，一是系统地建立了精准、快速的北斗定位技术体系；二是突破了高性能、低成本的北斗核心芯片技术，自主研制了全系列北斗应用装备；三是攻克了稳健、可信的高精度位置网服务技术，建立了由一张北斗地面增强系统、三类数据处理中心和十个交通应用服务系统等组成的中国高精度位置网。同时，开拓了北斗在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众出行等方面的业务化应用，制定了相关成套技术标准和规范，实现了北斗在交通领域体系化、规模化应用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带动行业定位服务技术的重大进步，并辐射军民其它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应用前景如何？“项目成果在全国交通行业推广应用，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平台，实现了全国530多万辆重点营运车辆的跨地区精细化监管，有效减少了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施闯介绍，在海事领域，建立了全海域船舶监管与搜救信息系统，实现了北斗全天时、全天候、全海域的船舶监控，累计救助渔民1万余人；成功应用于我国海洋岛礁机场建设，为维护我国领海主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精准定位保障作用。
该项目实施以来，近三年直接经济效益119亿元，项目共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9项，取得软件著作权256项，制定标准规范17项（含国际标准2项），发表论文162篇（SCI检索53篇），出版专著2部，获省部级特等奖2项、一等奖9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