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早上8点，像往常一样我在学院大楼外停自行车。突然手机响了，师兄悲伤地告诉我，薛老师走了！心痛的同时，思绪飞快地掠过记忆中我与薛老师交往的一个个瞬间。
当我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薛禹群的硕士研究生时，薛老师已届暮年。
1996年暑假结束，我决定放弃本校（原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保研资格报考南京大学研究生。当时的决定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作为湖北人对于长春的气候始终不够适应，二是南京大学地质系水文地质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考研复习阶段我进一步了解到，南大水文专业水平最高的老师是薛老师。虽然听说薛老师不愿意招收外校学生，不喜欢招收女学生，但我考研的初心是要到本专业最好的学校跟随最好的老师做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所以我一心要报考薛老师的研究生。
母校的余国光教授帮我写了推荐信，还有张永祥老师（当时读薛老师的在职博士）也当面向薛老师推荐了我。在两位老师的加持下，1997年5月研究生面试时我第一次见到薛老师。当时他笑容满面，极为和蔼，面试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最终我如愿成为薛老师的学生。
从1997年9月研究生入学到薛老师离世，这24年间，无论是作为他的学生还是同事，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这里仅记述时常浮现我脑海且深刻影响我的三幅画面。
第一幅画面是研究生入学后关于选课的一次面谈。入学后不久要选课，我找薛老师咨询应该选什么课，请他给我些指导。薛老师畅谈了水文地质学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后，给我提了三点建议：一是水文地质学是一个地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要从学科交叉角度思考和寻求研究的深入和突破。二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还是打基础的阶段，要进一步夯实数理化基础。三是南大是综合性大学，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拓展多学科背景知识。我完全认同薛老师的建议，并积极践行。得益于薛老师给我的三点建议，我才能在水文地质学相对较宽的领域里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不断更新和拓展知识体系，在学科交叉中努力保持科学研究的前沿性。
第二幅画面是薛老师在飞机上投入地工作。那时薛老师已经接近80岁，他在撰写第3本专著《地下水数值模拟》。飞机上我们随行的几个年轻人，或闲聊或看报纸，只有薛老师一上飞机就拿出笔记本电脑校对书稿，3个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令我们年轻人汗颜。薛老师勤奋工作并不是一时，而是每一天。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大年三十还在办公室。他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第三幅画面是薛老师在我做博士论文答辩、国内和国际会议学术报告时的笑脸。要始终坚持做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是非常困难的。薛老师经常用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展地下水数值模拟研究时的困难和坚持的经历鼓励我，让我相信认真踏实、努力坚持地把研究中的困难一步步化解，一定能取得突破和成功。薛老师对我从来都是信任和鼓励，严格但不严厉，在培养我独立科研能力的同时，也锻造了我勇于挑战学科前沿的科学精神。我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也努力传承薛老师的为师之道，严格指导并加以鼓励。
薛老师话不多，更多的是用他的行动、经历、态度、精神影响和引导我。一些没有足够数据支撑的课题，他坚决不做；他的态度是数值模拟不是数据游戏，没有足够数据支撑的数值模型毫无意义。他始终坚持认为偏于实际应用的横向课题可以做，但要善于从横向课题中挖掘科学问题。
在学科交叉与合作方面，他与南大数学系教授谢春红的长期合作，为我们做出表率。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他通过上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问期间，与Neuman教授交流合作，在地下水井流数值模拟研究上取得突破。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国内首次主持召开地下水模拟领域的国际会议，极大地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在不断学习、勇于创新方面，他更是典范。他四十多岁开始地下水数值模拟方向研究，五十多岁前往美国访问进修，六十多岁开始地面沉降数值模拟研究，让我们后辈年轻人甚至中年人，还有什么理由不积极进取？
薛老师当选院士后，全面发展南大水文学科，使本学科从仅有“地下水”一个方向，发展为“地下水”“地表水”“水环境”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格局。
他在人才培养上倾尽全力。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吉春是薛老师的学生，在薛老师的培养下年仅30岁就评上了教授。为支持吴吉春去美国开展“随机水文学”研究，薛老师主动承担原来由吴吉春给本科生上的《地下水动力学》必修课。这门课5个学分，一次课要上2至3小时。薛老师当时已经70多岁，虽然每次上完课都很累，但他坚持整个学期亲自授课。
薛老师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很多薛老师生前的同事、同行、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现场送行，共同缅怀这位水文地质学领域的优秀学者。追悼会后，薛老师指导过的研究生聚在一起，各自叙述与薛老师的师生情，让我了解到薛老师的更多往事。薛老师其实招收了不少外校学生，也招收了不少女学生。他对女学生一视同仁，甚至格外关照。我的师姐王数在读研时有次要独自到武汉调研，薛老师担心她一个女生到武汉人生地不熟，特意联系了当时在武汉水电学院读研的学生左强帮助王数联系住宿等，左强很好地完成了薛老师交代的任务。令薛老师没想到的是，他因此成为了“月老”，为王数和左强牵了红线。
追悼会后，我从上海返回南京家中，已是凌晨。夜深人静，想到薛老师永远地离开了，心痛不已，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浮现在脑海中的是薛老师的笑脸。他的教学科研风范已化作一道光，永远指引我们向前。
（作者：叶淑君，系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